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定期向其校董会提交有关燕京大学和远东地区情况的报告。司徒雷登校长在 1941 年 4 月 2 日致美国校董会报告中谈到日本人坚持其向南或向海洋扩张的政策，但其努力存在许多障碍，日本人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他认为美国和日本在近期内不太可能爆发战争，但 “真正的危险在于，日本现在意识到我们坚决反对其进一步向南侵略，因此采取表面上说一套实际行动另作一套的方法，企望悄悄地以渗透方式推进，最后获得大的战略进展，以至于我们（即美国）会感到届时即使存在对我们比现在更不利的情况也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司徒雷登评论说：“这种秘密入侵政策的另一面，是如果确信对方力量强大时，日本就会退却。”，并引用了日本人在诺曼罕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时撤退的典型例子来说明。 司徒雷登表示，“因此，避免日后真正灾难性的冲突的最可靠方法，是让日本认识到采取敌对行动挑衅美国是愚蠢的”。他认为最有效、最能避免日本 “在南海的海盗野心” ，并且是对美国成本最低的办法，是用除了开战之外的一切手段援助中国，而且援助得越快越公开越好。

然后司徒雷登在报告里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

“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期主动废除之前强加给中国的所有条约特权，从而承认中国享有国家之间平等的权利，那将是一种智慧而仁慈的政治家风范，因为如果日本在跟中国的战争中获胜，或者能够控制中国的任何部分，我们本来就会失去这些条约特权和日本控制的所有利益；而如果中国获胜，一旦中国政府感到足够稳固，这些不合时宜、侮辱性的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行为，也会被取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主动取消美国跟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将极大地鼓舞正在英勇斗争的中华民族，并将在西方列强真正应该挨批评的这一软肋上让日本的宣传失效。”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获得司徒雷登的报告，认为他关于美国主动提出撤销跟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建议很有道理。过去几个月，日本在远东的宣传经常强调泛亚主义，谴责西方列强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所谓侵犯。大使馆认为，鉴于注入上海当时情况，美国立即废除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能并不明智，但大使馆确实认为，美国政府公开宣布打算在中国当前的战争冲突结束后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最有效地抵消日本目前的宣传。

1941年4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Robert Smyth 代高思大使给美国国务卿霍尔写信报告了司徒雷登的建议（国务卿办公室5月16日接到该信）。（Smyth, R L, 1941）

1941年5月13日晚上，刚刚从驻英国大使转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郭泰祺跟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通话，就美国废除中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事宜，叮嘱胡适尽可能快地跟美国政府的交涉和促成。

胡适第二天早上跟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汉密尔顿（Maxwell Hamilton）通话，商量郭泰祺从英国返回中国就任外交部长途经美国跟国务卿会晤的安排。胡适强调郭泰祺跟国务卿交换废除中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书面文件将是对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的道义和精神鼓励。

郭泰祺跟国务卿为此要交换的文书已经得到国务卿特别助理帕斯佛斯基（Leo Pasvolsky）的审读和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