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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欧洲人在中国的蛮横行事不脸红的时代结束了，欧洲开始根据国际法原则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即便如此，欧洲人声言要跟中国平等来往的要求，无论多么合情合理和公正，都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极大冒犯。要想理解这个情况，必须考察中国文明的一个经常被外人忽视的特点，即中国与外界的长期隔离。

中华文明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基于自身的民族天赋和民族生活。西方没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说是像中华文明这样孤立独行地成长起来的。美洲和欧洲的国家，在平等基础上是如此彼此紧密联系，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可以说完全属是自生的。欧美国家通过彼此之间物理力量、道德、和智识影响的作用和反作用，使他们每个国家的文明生活进程，都不是只源于自身民族天赋的开发，而是在众多方向的成长都经受其他各国文明的侵染。中华文明发展的境况与欧美国家有巨大的不同。印度的影响是一个例外，她给中国提供了佛教。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中国还从哪个国家得到过什么。中国周围的民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中国发展出了辉煌的文学、精致的社会习俗体系、高尚的道德体系，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中国还拥有一些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罗盘。在当今存在的所有国家诞生之前，中国就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生活，除了前面提到的从印度获得佛教这件事是例外，中国没向邻国学习任何东西，却教导了所有的邻国，包括敏捷、聪明的日本人和迟缓、冷静的韩国人。这样的历史自然教会中国将自己视为天下民族之首；周围所有国家也都承认她是民族之首。其必然结果是，她把所有其他国家都视为劣等国家。因此，欧洲人来到中国，不仅要求平等，还声称能够教化中国，西方人不容易理解这是冲击了中国人的民族骄傲感。人们必须承认，在他们的情况下，中国有理由把自己想象是世界民族之首。对于一个认为自己是世界民族之首的民族，被召唤到他们根据特有的历史知识和新近的经验判断为是野蛮人的脚下，这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因此，外国人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要求平等，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冒犯因素，是产生敌对意识的丰富源泉。如果要说外国人要求平等是对的，如果要说中国已经有时间认识到其保守主义的愚蠢性，认识到她的缺乏宽容的民族自豪感的疯狂性，那么我们应该记住，一个民族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许多世纪的铸造的偏见，是无法通过十年的教诲来克服的。

现在讲另一个中国跟外国人的摩擦和怨恨的根源，事关中外条约那些与废除外国货物在中国内地物流的税有关的条款，取消这些内地各地的物流税会损害各地满清官员的利益。中国各地对进口货物，在从入境口岸运输到内地销售目的地的途中，设有重重关卡，处处征收一种称为“厘金”的内陆关税。这对外国贸易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规定，外商为进口货物在入境口岸多支付相当于正常进口关税一半的税金时，可以免除内陆物流关卡税。这个新安排把贸易税收全部让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因此失去大部分常规税收。由此将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各省政府的开支难以维系，其二是地方官员的外快或“油水”大幅减少。的确，人们经常声称官员的灰色收入相当于抢劫商人，切断官僚的这种收入来源是正义之举。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官员的薪水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必要的开支，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来增加收入。但如果说他们敲诈做得太过分了，榨取商家到了极致的程度，倒是千真万确。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清政府行政体制迫使官员采取非法和不诚实的权宜之计。因此，在能够平稳执行与这个内地物流税收问题有关的条约条款之前，必须进行一些行政改革，以消除驱动省级政府掠夺商人的最大的诱惑。如果没有相应的行政改革，如果没有不可缺少的外部压力来驱动这个改革，那么中国官方对外国人的敌意将一直存在，持续成为让满清官僚、外国官员、和外国商人都烦恼的摩擦根源。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组织和传教士本身也构成中外敌视的原因。我知道许多对传教感兴趣的人都否认这一点，但了解事实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点。根据传教动机本身的高尚来争辩要求中国人对传教工作立马鉴赏，是不明智的。纯洁的传教动机在我们自己看来清清楚楚，对他们中国人来说其实没那么显而易见。他们观察我们的传教工作，心理带着一种我们从来不想的不快经历。致力于向中国人讲授据称是比他们自己的信仰更高端的信仰，除了这本身是对民族骄傲感的冒犯之外，整个传教运动都与武力征服有着不幸的关联，而中国对传教的容忍是外国人对华战争取胜的结果。因此，尽管基督教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它的工作却因与武力和征服的联系而受到玷污。对于熟悉自己国家近代历史的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传教士在每个省、乡村和大城市的存在，都是国家遭受的屈辱的提醒。确实也有例外；在中国上层阶级中，有些人把基督教传教士视为中国的最好的、唯一的无私朋友。可以高兴看到持有这样的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但至少目前绝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

传教工作中有两个情况特别增加了人们的不满，其一是传教工作本身；二是接受传教的人部分是外国人、部分是中国人的政治地位。那些认为基督教优秀，它必然带来和平，基督教中没有导致冒犯的因素。宣扬基督教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无害。就像每一种高等的道德力量一样，当它遇到一种低等的道德力量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旧信仰的信徒为生存而战。基督教不仅创造，也毁灭；它树立新的信仰、新的理想、新的行为准则、新的崇仰对象，但它也推翻了旧的信仰、旧的理想、旧的行为准则、旧的崇仰对象。这是基督教在其它地方的必然历史，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在宗教问题上，中国人属于人类最宽容的民族；但在中国人的情形，基督教否定中国有史以来就盛行的习俗，而他们认为这种习俗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基督教反对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最反感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人间最神圣的义务的攻击，是对社会的基础本身的攻击。传教士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谈论它时都非常谨慎。我在中国呆了十七年，听过他们许多布道和演讲，但从来没有一次冒犯过祖先崇拜。但是，尽管他们说话很温和，但对祖先崇拜的反对是存在的；教会对崇拜祖先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敌视态度，人们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民众对外国人怀有敌意的主要根源之一，除非采取早期耶稣会士所奉行的对祖先崇拜的宽容政策，否则无法避免。但是，由于天主教徒在教皇的命令下曾经拒绝了这一政策，他们不太可能再次采取这一政策，新教徒也肯定不会再采取这一政策。那么，该怎么办呢？轻率、无知的人会说：“撤退，而不是继续进行如此引起敌意的传教事业。”但这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会必须宣扬基督教。要求它拒绝传教工作就是要求它自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被基督教化，今后也不会有一个国家这样。然而，不承认新信仰的传播本身就是造成敌视的根源是不明智的，过于严厉地指责中国人反对他们不了解的事物，过于严厉地指责中国人反对他们认为破坏其民族生活基本原则的事务，也是不公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的知识会逐渐增加，但知识的增加只有在反对和冲突之后才会出现。

至少可以从中吸取两个教训。其一，是我们的传教学会在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时，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二，这种责任使他们有庄严的义务，只向那个遥远、艰难和危险的地方派遣他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没有哪一种工作需要如此谨慎地选择候选人。通常的资格是不够的。单靠对职业的热情是不够的。除了每个传教士都应具备的对人类的热忱之外，他还应具备伟大的美德，如理智的同情心、鉴赏他人的立场的能力、发现真相的能力、以及永不松懈的机智。有了这些品质，传教士们才有望及时克服自己的偏见，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赢得人们对他们所宣扬的伟大信息的认可。只有这种信息才能拯救中国，因为只有这种信息才有希望和力量来实现道德复兴，而道德复兴是中国的最紧迫的需要。

传教工作引起反感的另一个根源，是中国本地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获得的政治地位，以及条约保障让他们可以不受当地各种勒索的特权。传教士的反对者经常声称，传教士不断干涉中国的司法程序，让他们的皈依者免于纳税。而且不论条约里有没有规定，都要求外国领事和公使为他们的事出面找中国政府搞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不属实的，至少对基督教的新教派的传教士而言。他们尽管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没有人比他们更严格地遵守中国国家法律了。但是不可否认，这方面的抱怨确实成为让人恼火的根源。条约中保证中国皈依者享有宗教自由的条款，往往被解释为不可以因宗教而迫害他们，具体来说，是不可以强迫他们承担中国人崇拜的神庙或游行的费用。在这些情况下，许多这样的纠纷由传教士提交给外国领事，然后外国领事转呈给中国官员处理。不幸的是，有时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案件根本不在条约覆盖的范畴内，而是旧问题；或者甚至是新问题，中国的基督教徒的投诉，让传教士错误以为是宗教迫害的例子。这种调查结果造成各方尴尬痛苦，对被欺骗的传教士、受理案件的领事和审理案件的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都难受。最糟糕的是，在冲突双方居住的村庄里，基督徒被指控试图利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来压制邻居。由此产生的民众的愤怒和偏激令人极为悲哀。

即使中国基督徒被迫害的案件属实，地方长官宣布基督徒免于上述财务勒索，也会有两个群体感受被冒犯：其一是中国民众感到愤怒，因为一些邻居可以因外国关系的影响力而免于某些苛捐杂税压力，而他们自己却不得不屈服这些苛捐杂税。而且，基督徒得到这些经济压力的豁免越大，其他非基督徒需要承担的经济负担就越大。其二是地方长官感到蒙羞，因为在外国官员的要求下，他不得不违背自己治下的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做出判决。因此，这是另一个引起民众愤怒的普遍根源。

但如何避免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无法在此讨论。有些人提出完全取消外国领事对本土基督徒的保护，让皈依者完全受制于中国的国家法律。按照这个思路，为了公平起见，外国传教士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并受同样的中国法律约束。但是，如果任何一类在华外国人不能得到保护，就难免危及所有外国人的利益，即使不一定都危及他们的生命。如果拒绝为传教士提供国家保护，所有其他外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对他们承诺的保护将没什么用。这是一个要由政治家们来处理的问题。我在此只是想说明，中国基督教皈依者的特殊地位、他们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的原因之一。我提出这些意见并非有意批评，而是真诚地希望引起传教当局和基督教业界对这些事实的关注，以便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并尽可能制订一些有助于减少摩擦范围、减少产生麻烦的根源的规定。

除此之外，传教士常常被认为是他们本国政府的间谍。而熟悉亚洲其它地区历史的一些中国人，则担心印度的命运会落在他们的国家头上。我曾多次被问及，美国政府为我来中国付了多少钱，当我回答“什么也没有”并表明我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时，我的回答显然引起了不小的怀疑。此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整个传教运动都受到怀疑，因为教会宣称的传教目的，与一些基督教国家的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的这种怀疑当然不足为奇，因为西方传教士宣扬和平，西方政府实践的却是杀戮。因此，如果中国人怀疑传教士的目的，就像他们害怕西方国家，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你不可能做到一手拿着圣经、另一手拿着棍棒去交会另一个民族，却期望他们会欣然接受圣经或棍棒的力量。

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即使在最近，也还对中国犯下了最不堪的罪行。1884 年，一支法国舰队驶入闽江，停泊在中国东南部大城市福州以下十英里处，目的是恐吓北京政府支付法国公使要求的赔偿金，法国公使声称中国涉嫌帮助越南北部人民抵抗法国占领他们的国家。当法国公使要中国政府支付赔偿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把事情交给法国海军将领，法国军舰向福州开火，不到一小时，中国舰队除一艘船外全部被摧毁，3,000 多名中国人丧生，法国这么做连宣战没有。死者的尸体随潮水漂流到海里，许多尸体又被回流的海水带回闽江。连续好多天，在福州港和二十英里之外入海口之间的闽江，都难免看到这些法国的不义和残暴行径留下的遗迹。城里的人们怒不可遏，如果不是在附近停泊的美国和英国的炮舰的保护，福州的外国人居住区就会遭到攻击。如果我们外国人中的一些人被杀，全世界都会谴责中国人的残忍行为，但法国大炮之下的 3,000名中国受害者永远不会被外国人念及。

两年前，法国人在上海犯下了同样残暴的暴行。为了扩大他们在上海的租界，他们希望获得一个属于宁波人民的大型殡仪馆场地。谈判失败后，法国领事着手拆除周围的墙壁，遭到人民反对。于是法国海军陆战队从河里一艘法国巡洋舰下来，向人群开火，打死了二十人。上海的其他外国人都做好准备防卫，但他们都知道，如果发生中国人排外暴乱，应该归咎于法国的不公正和野蛮。

我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德国人烧毁山东两个村庄的行为，也是同样的性质。

所有这些外国人残酷使用武力的例子都被中国报纸广泛报道，不难想象人们会留下怎样的印象。这些报纸还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最近遭受的领土丧失，以及外国媒体沉浸于中华帝国的肢解分裂的酷论。难怪人们感到羞辱和愤怒。

很多时候，有思想和爱国的中国人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所有最好的港口都已被占领；除非得到外国人的恩准，中国海岸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中国自己的舰队集合。旅顺港是一个有防御设施的港口，耗资千百万，已被租给了俄国；位于山东海岸的威海卫及其国防设施已被租给了英国；也位于山东的胶州湾，拥有中国海岸最好的海湾，大到足以容纳世界各国舰队，已被租给了德国；位于广东南部海岸的广州湾，已被租给了法国。

如果外国是为了报复中国政府违背承诺、或为了报复中国政府负有责任的罪行，才夺取中国这些领土，那么这些夺取可以说有一些理由。我用 “夺取”这个词，而不用“租借”，它们就是夺取。所有人都知道，除了胶州这个看起来的例外，只是表面上的例外，其它的夺取中国领土的行为都是由于外国政府彼此之间的相互恐惧和相互嫉妒造成的。中国对自己领土的主权不被承认；谁足够强大，谁就可以随心所欲拿走他想要的东西。而中国的邻居，为了维持力量均衡，也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愤怒被激起来，外国人不需要为此纳闷不解。西方不能在东方播下风源，而想不在今后面对暴风骤雨的可怕的必然性。

我试图为中国普遍存在的反外情绪的原因提供一个公正的分析。这个分析并不完全；还有其他原因可以继续说。但我已经给出了最重要的、与我们最相关的那些原因。我认为，在考究这些原因之后，可以显然看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外国人自己也在制造这种敌意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希望，当目前的义和团的凶猛起义被镇压后，当这个失魂落魄的帝国恢复和平时，以及当解决外国索赔问题的时刻到来时，我这里陈述的外国人在制造这个敌对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痛苦的事实，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