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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链接：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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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北地区爆发排外情感的原因是什么？中华帝国盛行着强烈的排外情感的理由是什么？这种情感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成为普天下的一致行动，只是因为一些省里开明而有远见的总督的坚毅态度。

我将依次回答这两个问题；虽然首先回答更普遍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更合乎逻辑，因为目前（华北的义和团）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特别恶性的疾病爆发，这种疾病感染了中国的整个体系。然而，由于华北地区当前的严重危机受到当下世人的更直接的关注，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提出的更大课题之前，先考究一下第一个问题并不为过。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的主要愿望是做到完全公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过于热衷于为中国人说话。我确实必须介绍中国人方面是怎样看的，因为没人能够公正解释中国对外国人的敌意，却不说清楚外国人在制造这种敌意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此，对这个课题的考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并不令人愉悦；因为在研究它时，我们会看到很多值得羞愧的事情，并发现我们如此强烈抱怨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制度的偏见和仇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在他们中间介绍自己的方式，以及我们后来经常对待他们的方式。西方对东方的不公正是东方仇恨西方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我们还会看到，当我们被最纯洁和最崇高的动机所驱使时，我们并没有成功地让自己受到欢迎。由于我们的无知、狂热，或由于不幸事件的巧合，我们的仁慈被中国人误解了，我们的仁慈本身带着对中国人的冒犯。

第一个问题，即目前华北地区排外情感爆发的原因，可以用另一个说法来表述：义和团是谁？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义和团到处都被认为是造成当前骚乱的根源，被认为是这场针对外国人的杀戮征伐的主要推动者。

义和团本是一个爱国的秘密组织；但与中国所有其他此类组织一样，其起源和历史难以追溯。虽然该组织因对外国人的残害而引起公众关注才一年，但据说它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起初，它似乎既是一种体育活动组织，又是一种联合协防组织，用于防御有时出没于山东省危害地方的强盗团伙；它被称为“正义和谐之拳”，这个名字后来变得恶名昭著。为了简洁起见，它被翻译成简短而富有表现力的英语“Boxers”。可以肯定的是，它起先对当地的基督徒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敌意，也没有给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带来麻烦。那么，问题是如何解释后来发生的变化，使这个本来是联合起来抵御盗匪作乱的民间团体，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嗜血的反外组织。原因必须在山东的近代史中寻找，而且答案不难发现。

直到 1897 年秋天，山东在善待外国人和本土基督徒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事实上，除了福建，山东的基督徒人数比大清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然而，那一年的 11 月 1 日，发生了一场暴乱，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被残忍杀害，德国迅速抓住这一罪行作为借口，实施它长期以来的盘算，即谋取中国一块领土。14 日，海军少将狄德里希斯带兵在胶州登陆，谈判正式将德国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割让给德国。次年 3 月 6 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胶州湾周边地区，直至邻近山区，被割让给德意志帝国，期限为 99 年；山东巡抚被解职，其他六名高级官员被免职，赔偿 3,000 两银子，并承诺建造三座“赎罪”教堂。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该省修建两条铁路的特许权，以及在铁路沿线 20 公里宽的地区开采矿山的权利。这些条件很苛刻，但最令人痛心憎恨的是夺取领土。这一专横的行为使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德国人的态度，发生了不祥的变化。德国人成群结队在中国内地旅行变得不安全，后来有三个德国人不明智地这样旅行，他们遭到了袭击，幸运的是他们保住了性命。为了惩罚这一起德国政府认为是无端犯罪的肇事者，胶州的德军司令立即派军队前往袭击现场，烧毁了两个村庄。这种残酷而无差别的报复，不区分肇事的有罪者和无辜者，激怒了人民，使人民陷入疯狂。许多外国人预言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很快就来了。整个省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基督教、反外国的精神，后来，去年 3 月 15 日，应法国的要求颁布的皇帝圣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感，该法令授予了罗马天主教主教和传教士几乎官方的头衔。主教享有了与地方政府总督平等的地位，而各级牧师获得了与省级财务官、省级法官、道台和长官同等的地位，再加上拥有可以无需驻华领事或公使的介入，就可以跟政府官员面谈的权利，罗马天主教徒据此获得了影响力，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不大加运用这种影响力。结果是，在本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法律纠纷中，非基督徒没有赢的机会，或者认为他们赢不了；于是，和其他省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牧师们不断干涉地方的法律纠纷。

义和团对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们认为传教士和德国人是让中国蒙羞的根源，而德国人的行为更是外国人企图夺取山东省并最终侵占整个大清帝国的开始，义和团于是启动一系列犯罪行动，使他们恶名远扬。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反基督教、反外国，决心将入侵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事物驱逐出中国。他们还声称拥有奇特的神灵力量来影响公众。他们施行催眠术，产生的效果使群众感到敬畏，相信他们拥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后来人们相信，他们可以让那些加入他们的人免受外国人的子弹的伤害。这场被称作“义和团精神”的运动像野火迅速蔓延，并导致了可怕的暴行：焚烧教堂、屠杀本土基督徒、谋杀传教士。

简而言之，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历史。但它是如何蔓延以致覆盖整个山东省，侵入直隶省，占据了京城，现在又围困了不知道是死是活的西方列强的公使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是由于官员的协从纵容，由于直接奉慈禧太后之命行事的山东总督的背信弃义。如果这个可恶而残忍的女人有心维护秩序，如果她下达命令，这场运动早在危险之前就会被碾压粉碎；但她拒绝对义和团有所遏制，她打压任何反对义和团并保护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和外国人的诚实官员。这都是因为她认为，她看到义和团起义的力量、义和团的狂热和对外国人的残酷敌意，有助于实现最让她自己和她身边的执迷不悟的满族反动派上心的志向，那就是将所有外国人以及外国人所代表的所有宗教、社会和政治思想驱逐出中国。这一指控并非毫无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义和团起义是在袁世凯和袁世凯前任毓贤的统治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都是她亲自任命的官员，并按照她的直接命令行事。 《北华捷报》是中国最有见识、编辑最精良的外国报纸，该报 6 月 6 日的报道中，讲了山东巡抚毓贤由于极度仇视外国人和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中国人，公开帮助和鼓励义和团，以至于一位外国公使要求把他解职。该报写道：

“毫无疑问，义和团肯定受到政府的鼓励，因为义和团的支持者毓贤从山东被召回北京后，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嘉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初到省会济南府时，本可以轻易镇压义和团，但他没有得到允许。”

谁阻止了袁世凯镇压义和团？除了慈禧太后，还有谁能阻止他？他是慈禧太后的命官和仆人。毓贤和袁世凯允许义和团的恶行继续下去，是因为慈禧太后她希望如此；只要慈禧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将义和团粉碎。再有，她在这里被指控的行为，与她自 1898 年 9 月废黜过于热衷于改革的不幸的光绪皇帝，然后自己亲手掌握皇权的做法完全一致。自那以来，她已经逮捕并斩首了六名改革派领导人，放逐了更多人，并罢免了所有权势还不是太大的对新秩序表示过一丝同情的官员。她不屈不挠地报复追捕康有为，康是皇帝的首席顾问，也是这场运动的领袖和前锋；就在去年 2 月 14 日，她悬赏十万两银子捉拿康有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义和团爆发之所以至今变得如此恐怖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的支持，这不是推断，而是实证。如果最近的电报报道属实，她自己此时成了义和团愤怒行为的牺牲品，被义和团领袖端王载漪囚禁在宫中，或者已经被毒死（端王是她特别宠爱的人之一。去年 1 月 31 日，她下令给他加了两个官阶，并给他一块皇帝亲笔写的颂词牌碑，并于 3 月 7 日下令任命为宗人府第二把手），这只能说明她的大臣们很好地效法了她做事的手段。甚至她对外国人的仇恨之火，在她的一些宠臣看来也太温和了。如果慈禧显得对自己的臭名昭著的政策路线所导致的恐怖行为退缩了，她这些大臣们则不论如何都不会退缩，即使意味着要把外国公使们全体杀了也不退缩。这场运动的罪责，包括其可怕的罪行记录、大范围的财产破坏、对本土基督徒的屠杀、对外国人的谋杀，此时在华北上演的整个可怕悲剧，主要都是因为她。

现在可以考究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在中国大地普遍存在的愤恨的反外情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这种情感似乎是最近才出现的。中国人并不是历来就存在普遍的对外国人的敌意。柯尔克洪在他的《变迁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满族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与亚洲各国保持着频繁的关系；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在中国港口进行贸易，并进入内陆。西安的碑牌显示，西方传教士在公元 8 世纪就来传播基督教了。公元 13 世纪，马可波罗不仅受到热情接待，还在中华帝国任职，当时北京就有一位大主教，政府允许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在上一个中国王朝（1644 年）结束时，耶稣会传教士在首都受到很好的欢迎和接待。鞑靼满族皇帝们来了后，他们容忍他们发现已经存在于中国的现有事物。这似乎明确表明，中国人以前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厌恶外国人。”

我们该如何解释后来反外这种变化？这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都推动事态向一个结果发展。

由于这一变化的开始与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大致相吻合，因此，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解释是，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征服者的政策。这是古伯察在他著名的著作《中华帝国》中所持的观点。他说：

“满族由于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所占人口比例较少，被迫采取严格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征服成果。由于担心外国人会试图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猎物，他们小心翼翼地关闭了中国的港口，认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外部的野心家的侵害。”

除了心胸宽广的康熙皇帝之外，这个政策一直是这个朝廷的总体政策。外人除非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否则从未从清朝获得过任何让步。清朝的种种措施让与西方友好的关系变得不可能。直到 1842 年，第一批港口才开放通商，它们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而这还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重大失败之后才成为可能。长江口港口的开放是为了补偿 1874 年英国领事官员马嘉礼被谋杀的事件。其他港口的开放是外交威胁的结果，还有一些是与日本开战的结果。中国也被迫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这同样是武力所致。他们的公使在北京居住的权利，以及在内地居住和旅行的自由，都是经过打仗才获得的，而且只有在清朝战争失败后才得到承认。满清王朝没有主动给予外国任何不是外国人从清朝手里夺取的东西，它没有主动作出过任何让步；它从来没有向与外国建立真诚友谊关系迈出一步。统治者的政策是由满清官僚们执行的，大多数官员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使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成为一种痛苦的经历，并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败坏外国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天华北的恐怖局势只是这种排外、反外政策的自然结果；满族人正在做最后的绝望努力，要把西方和西方所代表的一切从帝国中驱逐出去。

如果允许外国人的思想对人民产生适当的影响，将会导致社会变革，清朝从中看到自己覆灭的命运，所以他们在为他们已经行使了两个半世纪的利益而战，即维护对被他们征服的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地权利。不幸的是，人民不了解事实，几个世纪的耳濡目染，让人民学会与统治者沉醉的对外国人的仇视而共情。

如果满族人是铸造中国的排外情感的唯一罪魁祸首，那将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外国人自己在制造这个排外情感方面也有很大作用。欧洲人第一次进入中国时的情况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来访者与海盗和谋杀犯没什么两样嘛。此后发生的事情更是倾向于加深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英国律师和政治家戈斯特（John Eldon Gorst）这么说：“欧洲与中国商业往来的开端历程的主要的特征，就是抢劫、谋杀和不断诉诸武力。”16 世纪，第一批葡萄牙商人访问中国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很快，一群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也跟来了，他们有时强行进入内陆，进行盗匪活动。中国人对这种暴力行为是如此愤怒，几年后，当葡萄牙派出一名大使前往北京时，这位大使被扭送回广州，关进监狱，最后被处决。

西班牙人给中国留下的印象更加糟糕。1543 年，他们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与中国的贸易大大扩展，导致大量中国移民来到菲律宾，最终数量超过了欧洲人，是欧洲人的 25 倍。西班牙人认为，中国移民大量涌入对他们的主权构成了威胁，于是屠杀了大部分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中国人。很容易想象，这种野蛮屠杀在中国广州的故乡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第一次进入广州时受到怎样的对待，也解释了为什么广东人是中国最凶残的仇外者。

早期的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东方起了扩散欧洲坏名声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后来把所有欧洲人都视为野蛮人，认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抢劫和战争，这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