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头目和救他一命的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监狱的医务室里，一名犹太牙医为一名病情危急的哈马斯囚犯提供救治。多年后，这名囚犯成为了 10 月 7 日袭击事件的主谋。
当毕顿医生看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时的恐怖与死亡的画面在电视新闻屏幕上闪过时，他就已经确信谁是这次袭击的主谋：叶海亚·辛瓦尔 (Yahya Sinwar)，加沙哈马斯领导人，从 1989 年起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编号为 7333335，直至 2011 年在一次囚犯交换中获释。
毕顿医生和辛瓦尔有过一段交情。他被自己近二十年前做出的一个决定所折磨。他回忆到当时在监狱医务室工作时，救助了身患绝症的辛瓦尔，以及后来这位哈马斯领导人告诉他 “我欠你一条命”。
毕顿医生和辛瓦尔因此建立了特殊关系，他们作为两个敌对民族的成员曾是死对头，但彼此之间却保持着一定程度地相互尊重。毕顿医生后来又担任负责十二所以色列监狱部门的高级情报官，他花了数百个小时与辛瓦尔先生交谈并分析他。自 10 月 7 日以来的七个月里，尽管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数万人死亡，并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废墟，但辛瓦尔先生却一直在躲避以色列军队的追捕。现在，美国官员认为，辛瓦尔先生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和释放人质谈判中是发号施令的人物。
毕顿医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辛瓦尔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未来将发生的事情的预兆。他比任何以色列官员都更了解辛瓦尔先生的思维方式。他从经验中知道，哈马斯领导人索要的人质代价很可能是以色列不愿付出的。
到了10月7日晚上，他又知道了另一件事：辛瓦尔的手下抓住他的侄子作为人质。
囚犯辛瓦尔
当年毕顿医生拯救辛瓦尔生命的时候，37 岁的毕顿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沙漠的贝尔谢巴监狱管理牙科诊所。八年前，也就是 1996 年，他刚从医学院毕业，就接手了这份工作，当时他以为会为狱警和其他员工做治疗。
然而他最终负责的病号是以色列关押的最冥顽的囚犯，比如实施对耶路撒冷市场自杀式袭击和公园酒店逾越节大屠杀的哈马斯分子，以及因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和平协议而刺杀拉宾的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凶手。有时，毕顿医生为一个恐怖分子看牙，却发现监狱墙外又遭到新的恐怖分子袭击了。
毕顿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白天你给他们治病，晚上回家就哭。这样的夜晚很多。有一次我父母住的地方附近发生了一次自杀式袭击。16 名犹太人被杀。谁能晚上不哭呢？”
他试图区分不同的情景。他告诉自己，作为一名医生，他必须遵守医疗界 “不做坏事” 的誓言。他说，在特别糟糕的日子里，他会提醒自己以色列的主要缔造者古里安在建国后的教导：“以色列国被世人评判的标准将不是它的财富，不是它的军队，也不是它的技术，而是它的道德品质和人类价值观。”
虽然一些以色列历史学家质疑古里安是否一直践行他这段话，但毕顿医生却铭记在心。他认为，古里安的教导正是他与他所治疗的囚犯的区别。
辛瓦尔的成年礼始于 1989 年，当时他 27 岁，处于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来抗议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后的两年。他那时以残暴闻名，因谋杀哈马斯怀疑与以色列勾结的四名巴勒斯坦人而被判有罪。
他出生在加沙南部的一个难民营里。他的父母在 1948 年勒斯坦人称为 “纳克巴（大灾难）” 的以色列建国战争期间被驱离家园，住在加沙难民营。在与其他囚犯的交谈中，辛瓦尔先生谈到了他作为难民的童年经历如何使他加入了哈马斯。
因杀害一名以色列定居者而于 1993 年至 2013 年被关押的狱友曼苏尔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辛瓦尔 “一直记得难民营营地里所有的男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女人用另一个卫生间。每天都要排队等待。他记得人们他们如何分配食物，以及会遭受的羞辱。这种经历并不是他独有，但显然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
辛瓦尔先生是哈马斯创始人亚辛招募的，亚辛任命他为一支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他的职责是寻找并惩罚那些涉嫌违反伊斯兰道德法或与以色列占领军合作的人。
在他 1988 年被捕后的一次审讯中，辛瓦尔冷静地描述了他如何枪杀一名男子、徒手勒死另一名男子、用头巾勒死第三名男子、掐死并殴打第四名男子，然后将其扔进匆忙挖好的坟墓的过程。审讯记录清楚地表明，辛瓦尔先生非但没有悔意，反而认为通过殴打以色列军合作者来逼供是正义之举。他告诉审讯人员，其中一名合作者自己甚至说 “意识到自己罪有应得”。
辛瓦尔被关进监狱后继续打击与以军合作的告密者。以色列当局认为辛瓦尔下令斩首了至少两名他怀疑是告密者的囚犯。毕顿医生说，哈马斯分子会把这些告密者的被肢解的身体部位扔出牢房门外，并告诉狱警 “把狗头拿去”。
但是，如果说辛瓦尔先生让狱友们害怕的话，他的足智多谋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曾多次试图越狱，有一次在牢房地板上挖了一个洞，希望挖一条地道钻到监狱下面，通过访客中心逃走。他还想方设法与外面的哈马斯领导人一起密谋反对以色列，设法将手机偷运进监狱，并利用律师和访客将信息带出监狱。
通常，这些信息是关于如何绑架以色列士兵，换取巴勒斯坦囚犯。多年后，辛瓦尔先生说：“对囚犯来说，抓获一名以色列士兵是宇宙中最好的消息，因为他知道，获释有了一线希望。”
哈马斯高级官员和发言人哈马德（Ghazi Hamad）在接受采访时说：“蹲监狱是辛瓦尔成长的年头。他培养了名副其实的领袖气质。”
他在监狱中还利用在线大学课程精通了以色列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并得以大量阅读以色列新闻，以便更好地了解他的敌人。狱警对他的牢房进行例行搜查时，发现了数万页精心手写的阿拉伯语文件，是辛瓦尔翻译的多位以色列国内安全局辛贝特的前局长写的自传。据毕顿医生说，辛瓦尔偷偷给其它囚犯分享了翻译好的篇幅，以便其他囚犯可以研究掌握辛贝特的反恐策略。他喜欢自称为 “犹太人史学家”。
辛瓦尔曾对支持者说：“他们想让监狱成为我们的坟墓，成为消磨我们意志、决心和身体的磨坊。但感谢上帝，我们怀着对事业的信念，把监狱变成了礼拜场所和做研究的学院。”
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其领导人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以色列监狱里的哈马斯被俘人员也采用了这种民主结构。在每个监狱中，一个委员会负责做出日常决定，谁睡在上铺，在规定的电视时段看什么节目等等；而另一个委员会则对涉嫌与以色列合作者进行惩罚，还有一些委员会负责监督诸如分配哈马斯领导人送来的钱等事情，这些钱可用于在监狱小卖部购买食物。
一名民选的 “埃米尔（穆斯林首领的称呼）” 以及一个最高委员会成员在有限的任期内统治着这个架构。在辛瓦尔服刑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一位叫做穆什塔哈（Rawhi Mushtaha）的哥们轮流担任埃米尔，穆什塔哈是因跟西瓦尔一起杀害以色列的合作者而被判刑。2004 年轮到辛瓦尔担任埃米尔。
拯救辛瓦尔一命
毕顿医生说那天他救不救得重症的辛瓦尔似乎本身没什么重大意义。毕竟，辛瓦尔先生被判服四个终身监禁。
作为一名以色列牙医，毕顿医生也接受过全科医学训练，经常被要求协助其他三名监狱医生，缝合伤口或帮助进行棘手的诊断。因此，2004 年初的那天，当他看完牙科病人出来时，发现几位明显困惑的监狱同事围着神志不清的辛瓦尔先生，毕顿医生于是介入，开始为辛瓦尔看病。
毕顿医生跟辛瓦尔之前有过多次见面。毕顿医生经常到囚犯区逛荡，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以色列最狂热的敌人是怎么想的，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一名医生赢得了囚犯的信任，当监狱管理人员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就让他充当中间人。
像辛瓦尔先生学会了希伯来语一样，毕顿医生自学了阿拉伯语。他经常出现在牢房里，以至于一些囚犯错误地怀疑他可能是情报人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监督政府的组织定期发布有关巴勒斯坦囚犯状况的严厉报告——牢房过于拥挤，缺乏适当的卫生和通风设施，审讯十分严厉，在某些情况下，囚犯还被单独监禁多年，并且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护理。
狱友曼苏尔先生告诉记者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毕顿医生显得脱颖而出，“他把我们囚犯当人一样对待。他确实赢得了囚犯的心。他会走进他们的牢房，与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如果有问题，他会打电话为囚犯求助。”
最近，毕顿医生一直在劝辛瓦尔先生和其他囚犯与研究自杀式爆炸事件的以色列研究人员合作。但这次为辛瓦尔看病检查身体，辛瓦尔先生似乎并不认识他。
“你是谁？”毕顿医生记得他曾问过。
“是我，尤瓦尔（毕顿是医生的姓，尤瓦尔是名）。”
“哇，很抱歉——我没认出你，”毕顿医生说，囚犯在描述他的症状之前回答道。
他会站着祈祷，然后倒下。说话时，他似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对于毕顿医生来说，最明显的迹象是辛瓦尔先生抱怨脖子后面疼痛。这毕顿医生告诉监狱同事，辛瓦尔的大脑出了问题，可能是中风或脓肿。他需要紧急去医院。
他被紧急送往附近的索罗卡医疗中心，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手术，切除了一个恶性且侵袭性的脑瘤，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如果不手术，肿瘤就会破裂，”毕顿医生说。
几天后，毕顿医生和一名被派去检查安全工作的狱警一起到医院探望了辛瓦尔先生。他们发现这名囚犯躺在床上，身上连着监视器和静脉注射管，但已经清醒。狱警是穆斯林，辛瓦尔先生要求这名穆斯林狱警向毕顿医生表示感谢。
毕顿医生回忆道：“辛瓦尔让穆斯林狱警向我解释，在伊斯兰教中，我救了他的命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让我从穆斯林的角度理解救人一命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性，他要我知道此后他欠我一条命。”
建立融洽关系
辛瓦尔先生以前很少与以色列监狱当局人员交谈。但现在他开始常规性地与毕顿医生见面，一起喝茶聊天。
他们会在牢房里见面，他们两人的外貌惊人地相似，都是剪短的、过早变白的头发；黑色的、疑惑的拱形眉毛；高高的颧骨。毕顿医生是个健谈、随和的人，经常和其他囚犯开玩笑，让他们敞开心扉谈论他们的家庭或运动。但和辛瓦尔先生在一起，谈话都是他的工作和信条。
毕顿医生说：“与辛瓦尔的谈话并不涉及个人或感情。辛瓦尔总是只谈关于哈马斯的事。”
辛瓦尔先生熟记《古兰经》，并冷静地阐述其组织的管理原则。
毕顿医生继续向记者讲辛瓦尔的思想：“哈马斯将我们居住的土地视为圣地，就好像在说‘这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没有权利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对辛瓦尔来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宗教问题。”
毕顿医生向辛瓦尔逼问，那么，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和一个以色列国共存的两国方案是否就没有希望了呢？
辛瓦尔先生会说，永远不会。毕顿医生则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不呢？
辛瓦尔说，因为这是穆斯林的土地，不是你们的土地——我不能签字放弃这片土地。
辛瓦尔在监狱写小说，但情节无法拍成好莱坞电影
在搜查他的牢房时，狱警没收了辛瓦尔先生在 2004 年底手术后完成的一本手写小说。毕顿医生笑着说：“其情节不可能把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但它是关于伊斯兰教中男人、女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至少有一个拷贝被偷运出去了，《纽约时报》记者在一个在线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份打印的 PDF 文件。
小说叫《荆棘与康乃馨》，是一部描写辛瓦尔自己生活的成长故事：故事以主人翁自述的形式讲述一个虔诚的加沙男孩，名叫艾哈迈德，他在 1967 年阿以战争期间后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以色列占领军的残暴让 “年轻人的胸膛像大锅一样沸腾”。为了报复，艾哈迈德的朋友和家人用刀袭击他们，用燃烧瓶伏击他们，并追捕与以色列军的合作者，以 “挖掉占领军在我们内部的眼睛”。
贯穿整本书的主题是反抗运动要求人们做出无限的牺牲。在大学里，主人翁艾哈迈德被招募进哈马斯，他迷上了一个在上下课路上遇到的女人。“毫不夸张地说，她真的比满月还要美丽，”他说。然而，他们的关系，遵循穆斯林价值观，一直只是贞洁而正派的，从未得以进一步发展；读者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
叙述者主人翁在小说中说：“我决定结束我的爱情故事，如果它还能被称为爱情故事的话。我意识到我们的故事是巴勒斯坦的苦涩故事，其中只容得下一种爱……一种激情。”
毕顿医生说，在监狱里辛瓦尔先生无疑是狱中首领，但他并不摆架子，他是一个谦逊的苦行僧，与级别较低的囚犯分担做饭和其他家务。
大约每周，他都会即兴制作一种 Knafeh，一种由甜奶酪和浸满糖浆的碎糕点组成的巴勒斯坦甜点。毕顿医生说，囚犯们总是期待着他的 Knafeh。他们真的很喜欢它——毕顿医生也是如此，他明白一起做糕点是培养关系的一种方式。
毕顿医生对自己正在打交道的辛瓦尔的品性没有迟疑。毕顿医生说，他参与编写了一份监狱评估报告，称辛瓦尔先生残忍、狡猾、善于操纵，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有能力控制人群”，“即使在监狱里，在和其他囚犯在一起时也保守秘密”。
尽管如此，毕顿医生和辛瓦尔的对话中还是透露出一定的交易性的诚实。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有自己的目的。
如同毕顿医生试图更好地了解监狱内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之间的分歧，辛瓦尔先生则一次又一次地谈及他在希伯来新闻媒体上读到的以色列社会的分歧，包括富人和穷人、塞法迪犹太人（指非洲和中东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欧洲犹太人）以及世俗犹太人和正统犹太教会犹太人之间的分歧。
“现在你们很强大，拥有 200 枚核弹头，”辛瓦尔先生会说。“但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再过 10 到 20 年，你们就会变弱，然后我就会发起攻击。”
以色列当局成功设局，辛瓦尔失策让哈马斯电视上自毁形象
2006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立法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令政治观察家震惊。
以色列当局担心此次选举将使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合法化，因此制定了一项计划，让哈马斯一些被监禁的领导人在美国著名的 《60分钟》电视节目和以色列电视台的采访中露面，让世界重新认识哈马斯的真面目。毕顿医生负责将这个想法推销给辛瓦尔先生，这个安排必须得到辛瓦尔先生同意。
毕顿医生告诉辛瓦尔先生和其他囚犯：“大家可以在采访中畅所欲言，可以谈论任何有关以色列的事情。”
从毕顿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计划成功了。当《60分钟》节目问到曾组织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66人死亡的巴尔古提（Abdullah Barghouti）是否后悔自己的行为时，他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死亡人数才有66人。”
辛瓦尔先生则试图利用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的机会，传递出更明智的信息。在毕顿医生的注视下，他告诉采访者，以色列人应该 “害怕” 哈马斯的选举胜利。但他在未播出的评论中补充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政府下一步的行动。他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权向以色列领导层要求。我们不是只为一城一地。”
毕顿医生当特务，受命摸清哈马斯谈判底牌
第二年，哈马斯在与世俗对手政党法塔赫的激烈权力斗争中夺取了对加沙地带的完全控制权，这让以色列极为震惊。
毕顿医生决定，现在是时候把他与辛瓦尔先生和其他被监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建立的关系运用到一个新的角色中，一个不会让他感到如此矛盾的角色中。他申请成为监狱情报局的一名官员，经过短期培训后，于 2008 年被分配到凯齐奥特监狱。他解释说：“不了解敌人动机和根源的人将无法阻止这些组织为所欲为。”
毕顿医生很快就面临了一项艰巨的挑战。两年前，也就是 2006 年，以色列士兵沙利特在一次巴勒斯坦人的大胆的跨境袭击中被绑架。绑架者中就有辛瓦尔先生的兄弟。
绑架事件深深震动了以色列社会，因为以色列社会信奉 “不抛弃任何一名士兵”。以色列政府通过秘密渠道与国际中间人团队合作，试图谈判交换囚犯，毕顿医生的任务是利用他与被关押的哈马斯领导人的关系，了解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交换条件。
到 2009 年，以色列原则上同意用 1,000 名巴勒斯坦囚犯交换被俘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先生。据参与谈判的哈马斯非正式发言人哈马德 (Ghazi Hamad) 称，辛瓦尔先生“在监狱内与一群与他在一起的兄弟一起主导谈判”。
只有一个问题：据参与促成沙利特交易的退休德国情报官员格哈德·康拉德 (Gerhard Conrad) 称，尽管辛瓦尔本人也在被释放的名单上，但他并不认为这笔交易的条件足够好。
康拉德说，辛瓦尔坚持要释放 “那些所谓的不可能释放之人”。这些人都是被判过多次无期徒刑的人，比如巴尔古提和阿巴斯·赛义德，他们策划了逾越节自杀式袭击，导致公园酒店 30 人死亡。
哈马斯武装组织卡桑旅的创始人之一、约旦河西岸囚犯领袖萨利赫·阿鲁里找到了毕顿医生，问毕顿医生能否帮助推动辛瓦尔先生摆脱其顽固的立场？
毕顿医生说，阿鲁里“明白他们必须做出妥协——即他知道我们以色列方不会释放所有人。他更加务实。”
毕顿医生意识到，辛瓦尔和阿鲁里之间的分歧可能会被用来推动沙利特谈判，于是他让上司签署了一项旨在加深分歧的计划。应阿鲁里的要求，监狱官员召集了来自三所不同监狱的 42 名有影响力的西岸囚犯，以便阿鲁里能够将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
但向辛瓦尔先生施压却困难得多。
2010 年，在沙利特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毕顿医生看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当时，辛瓦尔先生试图强迫所有 1,600 名哈马斯囚犯进行绝食抗议，而这可能导致许多人死亡。而辛瓦尔提出绝食抗议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释放囚犯，而只是让两名长期单独监禁的囚犯获得解除单独监禁。毕顿医生说，那一刻，他意识到，只要辛瓦尔先生继续阻挠，就永远不会达成沙利特协议。
毕顿医生说：“我得出结论，辛瓦尔愿意为原则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使这个代价与目标价值不成比例。”
在沙利特的谈判人员于 2011 年成功说服以色列把释放囚犯总数增加到 1,027人（其中包括一些，但不是全部 “不可能释放”的囚犯）之后，辛瓦尔仍然反对。
但此时，阿鲁里已从监狱获释，并成为哈马斯谈判小组的成员。谈判小组由艾贾巴里 (Ahmad al-Jabari) 领导，贾巴里是领导突袭行动抓捕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的高级指挥官。在埃及调解人的压力下，谈判小组认为这是他们能达成的最好协议。
辛瓦尔的权力已被削弱。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以色列人将他单独监禁，直到协议达成。（阿鲁里在今年 1 月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丧生。）
2011 年 10 月 18 日，毕顿医生站在凯齐奥特监狱的院子里，看着即将获释的辛瓦尔登上前往加沙的巴士。毕顿医生说，在他亲眼目睹了辛瓦尔领导能力的效力后，他曾敦促谈判人员不要释放他。但他的请求被否决了，因为上级认为辛瓦尔 “手上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沾满犹太人的鲜血”。
毕顿医生说：“我认为要看囚犯能够对抗以色列的能力和潜力，而不仅仅是考虑他过去的犯罪轻重。”
在当天的新闻视频中，辛瓦尔看起来也并不那么高兴，在加沙市中心的一个临时舞台上，当时的加沙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兴高采烈地向数千名聚集在一起庆祝囚犯获释的人们挥手致意，而辛瓦尔却愁眉苦脸。几个小时后，在接受哈马斯的阿克萨电视台采访时，不屈不挠的辛瓦尔做出了承诺。
他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解救其余的兄弟姐妹。我们敦促卡桑旅绑架更多士兵，以换取我们仍在狱中的亲人的自由。”
毕顿医生说：“辛瓦尔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他要做什么。但我们不想听。”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了
10 月 7 日早上 6:30 左右，毕顿医生的侄子阿达尔在尼尔奥兹醒来，这是一个距离加沙边境不到两英里的基布兹。38 岁的阿达尔先生是一名农民，他通常起得很早干活，这样他就有时间享受漫长的夏日午后时光，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着女儿和儿子在社区游泳池里嬉戏。
那天早上，空袭警报响起，火箭弹划破天空，零星的枪声在墙壁上反弹，阿达尔先生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的小安全室里，出去加入基布兹的武装应急小组。
早上 8 点 30 分，他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即使他来恳求让她进去，她也不应该打开安全室的门。基布兹已经被占领了。
下午 4 点，以色列国防军援兵终于赶到，把居民从安全屋里叫出来。阿达尔先生不见了。他的母亲雅尔给她的哥哥毕顿医生打电话报告毕顿医生这位侄子的失踪。
大约 100 名尼尔奥兹居民（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哈马斯的袭击中被杀害或绑架。全世界很快就知道阿达尔先生的祖母，85 岁的雅法·阿达尔也在其中，因为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武装分子用一辆偷来的高尔夫球车把她带到加沙。三周后，以色列官员才证实阿达尔先生也被劫持为人质。
此前，他的母亲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一个学区担任行政人员。现在，她全身心投入到人质救助事业中，参加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压，要求其与哈马斯达成协议，释放人质。
她犹豫着是否应该请哥哥利用他和辛瓦尔的关系，但最终决定不这么做。她说：“我能告诉他什么呢？总不能叫他给辛瓦尔打电话么？”
这些年来毕顿医生在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步步高升，先是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然后担任负责管理 12 所监狱的副指挥官，最后于 2021 年退休。辛瓦尔先生则走上了一条平行的轨道。获释后，他被选为类似于哈马斯国防部长的职位。2017 年，他被选为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负责监督加沙地带生活的方方面面。
毕顿医生注意到，哈马斯的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内部严重分裂的时期，以色列国内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他政治生命攸关的右派党派的要求下致力于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哈马斯的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正好是辛瓦尔先生几年前在贝尔谢巴蹲监狱时就曾说过的，要在以色列国内虚弱时发起攻击。
毕顿医生对侄子的获释不抱太大希望。对辛瓦尔先生来说，抓以色列人质只是实现哈马斯目的的一种手段，哈马斯的目的是争取释放沙利特协议中还留在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争取让巴勒斯坦建国的事业重回世人关注的世界舞台。毕顿医生说，即使辛瓦尔先生知道他的侄子是谁，“到最后他还是把我们当犹太人看待，不会有所区别。”
尽管毕顿医生这么说，他在辛瓦尔当年获释那天的最后一次跟辛瓦尔的谈话中，这位哈马斯领导人再次感谢毕顿医生救了他的命。辛瓦尔甚至向他要了电话号码，但毕顿医生不得不拒绝，因为监狱工作人员被禁止与外面的哈马斯领导人联系。他相信辛瓦尔会感到受到某种道义准则的约束，如果他知道哈马斯关押了毕顿医生的侄子，他至少不会允许毕顿医生的侄子受到虐待。
毕顿医生说：“除了我们是敌人之外，归根结底还有他个人的视角。我觉得他会像我对待他一样对待我的侄子，尽管我们是敌人，但我当时还是会救他一命。”
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几周后，毕顿医生决定接受电视采访，希望辛瓦尔先生仍是以色列新闻媒体的忠实粉丝。在采访中，他只说自己是几十年前诊断辛瓦尔先生的团队的一员，他的侄子也在人质之中。（在其他采访中，他同样淡化了自己跟辛瓦尔有交情的角色，他说他担心一个正在哀悼的国家会如何看待他为自己的侄子张罗的行为。）
11 月底，阿达尔先生的祖母在为期一周的停火协议中获释，105 名人质获释，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毕顿医生知道，但在家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他无法说的是，辛瓦尔先生会把像阿达尔先生这样的适龄男子扣留到最后一刻，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然而，有理由相信他的侄子还活着。 在毕顿医生接受电视采访后，以色列情报部门得知，辛瓦尔先生正在询问阿达尔先生的状况，而下属向他保证阿达尔先生一切安好。
后来发现，辛瓦尔的下属弄错了人。1 月 5 日，政府向阿达尔的家人通报了最新情报：阿达尔在保卫基布兹时受伤，被拽入加沙后不久就去世了。据信，至少有 35 名人质已经死亡，目前仍有大约 125 名人质被关押。
如今，毕顿医生定期与人质家属见面，分享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辛瓦尔先生的一切，帮助他们调整预期。据了解这一进程的官员称，最近几周，国际谈判人员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一项协议，在第一阶段，协议将用一些人质换取更多的巴勒斯坦囚犯，并实现暂时停火。但哈马斯坚持要求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作为条件，这样加沙地带就会继续由哈马斯控制，而以色列政府把加沙不能由哈马斯控制作为的底线。
“我告诉这些家庭不要抱有太大希望，”毕顿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希望。”
毕顿医生和他的妹妹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很久以前在监狱医务室的那一天。阿达尔女士说，他们试图嘲笑这一切的“荒谬性”。“一方面，我的兄弟救了一个人命，而被救的人却使他的妹妹失去了儿子。”
她向毕顿医生安慰说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来挽回。
“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尤瓦尔（即毕顿医生名）永远不会采取不同的行动，永远不会，我也不会，”她说。“但最终我们还是被坑了。”
他们说，首先坑他们的是以色列政府。正如毕顿医生所说，哈马斯就是哈马斯，本性如此。阿达尔女士附和道：“我知道这个辛瓦尔，他想毁了我们，我最大的愤怒是，没有人保卫我们的边界。”
以色列人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在红海沿岸的埃拉特，尼尔奥兹幸存者首先被安置在那里。兄妹俩坐在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们。那位女士目不转睛地看着毕顿医生，显然她从电视采访中认出了他。她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救他？”她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