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注：英才统治制译自英文 meritocracy，指的是一种将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让才干卓越、工作努力和成绩优异的人士把控的政治体制，而不是由拥有财富或社会阶层地位的人士把控。）
桑德尔教授在他的新著《业绩的暴政：公共利益放哪儿了》里，审视过去40年历史。他在接受《泰晤士报 - 高等教育》采访时介绍说，过去40年见证了不仅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甚至 “人们对成功的一种态度变迁”。其结果是，“那些登上榜首的赢家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全凭他们自己的本事，因此他们理应得到市场给予成功者的好处。这个感受同时暗示说，那些努力未竟而失利的人们也该落得他们的不幸命运”。我们因此有了一个由 “赢家和输家” 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由 “狂妄者和被羞辱者” 组成的世界。
哈佛大学的这位讲席教授继续表示，高等教育在上述社会变迁中有深厚的牵连，因 为“精英大学 被锻造成为机会的仲裁者，因此它们站在英才统治竞争体系的顶端。他们颁发的学位证书，促成我说的这种态度变迁。”
从许多标准上看，执政和政策制定的精英，与过去比较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他们同时更多由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们组成。桑德尔教授解释说，这个情况至少不公平地排除了那些没有学位的人的见地，而这些人 “比许多高学历的人有更好的实际判断力和对同胞的认同感”。甚至有可能，诸如“日益讲究技术形式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以价值中立的方式讲授经济学” 的学科趋势，可能会 “削弱受过这种教育的人的实际判断力和视野”。
另外还有态度问题。正如《业绩的暴政》所指出的那样，比如奥巴马总统不仅 “整个总统任期内钟情于任用持有高深学位的人们”，而且还习惯于把 “聪明” 一词作为最终的赞美词，他爱说 “聪明的规章制度”、“聪明的增长”、“聪明的削减开支” 等等。而 “聪明的政策”往往需要 “聪明人” —— 即技术官僚专家和精英 —— 来执行实施。
在这种环境下，桑德尔教授认识到 “在许多职业人士中普遍存在的对于精英阶层的怨恨……我确实认为，主流政党和政客们没预见到民粹主义反弹而感到惊讶，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英才统治精英们对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文凭的人们展现的屈尊俯就态度的情形充耳不闻。”
桑德尔教授指出，“考进精英学院和大学是人们狂热奋斗的目标”，他说，虽然这似乎有利于这些院校，但它们和整个社会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他敦促精英院校更加努力 “确保他们招收有才华的第一代大学生”（哈佛大学里第一代大学生目前的比例不比1960年高），并 “像关注其它方面的多样性一样关注这一点”。他担心的是，即使是 “学生课外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课外俱乐部和社团，现在都 “被社会关系活动” 和 “压力很大的选拔和拒绝仪式” 过度支配。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是桑德尔教授反对的一个好例子。他说：“如果我能挥舞一根魔杖，我会让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消失的。我不认为他们对大学生活有健康的影响。”
然而，到目前为止，桑德尔教授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激进的建议，他称为的 “用彩票选取合格的申请人”。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每年都会收到约4万份申请，竞争2000个名额。桑德尔教授承认，4万名申请人中的一些是不合格而需要淘汰的，但他相信 “大多数申请人都能完成哈佛的学业，并且会完成得挺好”。顶尖大学不应该花大量的精力去从中寻找最好的，况且筛选过程依赖一门众所周知的不准确的科学。桑德尔教授提议顶尖大学应该从一大批合格的申请者中简单地用抽签法录取。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在哈佛招生过程引入一种偶然性因素，应该有助于 “让凭籍业绩的狂妄者有自知之明”。
这是一个挑衅的想法，但桑德尔教授希望我们多么认真对待它？
"我并不是想提一个纯粹轻率的建议，"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该认真对待，但我不认为它会很快被采纳......如果大家比较怀疑，我提出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用通常的方式录取一半的学生，通过抽签录取另一半的学生--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教授委员会赞同这个想法，但招生办主任反对。"
我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等他的 "从合格者当中抽签" 的招生法得以实施。与此同时，桑德尔教授希望看到尽快有一个 "关于当前大学招生政策如何强化更广泛的社会上对输赢的态度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