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东方文化启迪了西方的启蒙运动。这里介绍可能是研究启蒙运动最有造诣的学者彼特盖伊的论述的节译，我们可以看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批社会科学家*
如果说在美学领域，启蒙运动的哲人书写了卓越的、果实累累的文章；在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做得更棒了 — 他们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学科和写作了社会科学的经典，他们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先驱。我们今天还能在阅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吉布森的《罗马帝国的衰亡》时真切地赏心悦目，而且不仅仅赏心悦目，这些作者和他们的著作感觉跟当今世界依然贴切。这些著述，还有比如伏尔泰的《民俗论》和佛古森的《公民社会史》等经典，标志着社会科学的史前史的结束，社会科学的历史揭幕。
社会科学的史前史起源于文化相对论的冒出；文化相对论则是旅行的苦甜参杂的果实。不论是基于真实描述、是溢美夸张、还是出于凭空想象，不论是扬帆船上还是造访各地的藏书室，旅行相当于一家开设文化比较学的学校，而旅行者游记，则是文化人类学论文和政治社会学论文的祖宗。旅行导致西方人将自己的文化与其它文化对比研究，试图从比较中发现自身文明的相对位置和发现人性的本质。社会科学的精髓，如同所有其它科学的精髓，是客观性；在对社会的研究里，对客观性的追求得益于一个信念，一个开始时谨小慎微，后来日益坚实的信念：没有什么文化，即使基督教文化（启蒙运动哲人认为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可以被当作优越完美的标杆来衡量和惠顾较次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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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人意在通过力挺东方哲学家或塔希提贤者来贬抑基督教世界的信誉，从道理上说他们可能容易轻信受惑，但是对于他们创建社会科学的事业来说，对其它文化的些许溢美只是烦扰而不是致残。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对异邦的溢美夸张搁在一旁，把对异邦的多情善感和想利用异邦文化跟基督教文化争高低的意图抑制在恰当范围，智慧地把丰富的旅行文献用于研究。世上居然存在着对基督无知的但组织良好的文化（译者注：伏尔泰等对诸如印度和中国文化有溢美赞扬），这个发现对许多人是个创伤，但对启蒙哲人则是一个机会，而且不简单地是跟基督教体制争吵得分的机会。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家们，旅行报告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是一个 “人性的形形色色的样本得以被研究的博物馆”，所以，旅行报告也是综合性理论的基础。孟德斯鸠把他对异邦文明的探究，先是以小短文的形式发布，而后编织成他的经典名著《论法的精神》，就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个有影响的案例。跟他同代的和之后的社会科学家吸收他的教导，模仿他的方法。。。对孟德斯鸠以及其他启蒙哲人，世界居然是比以前知道的更广阔、更有趣、更多样化，旅行者向大家证明，各种可能的信念、风俗、体制、以及可以合理捍卫的人类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个局面让孟德斯鸠不禁感言：“真实的情况不一定总能显得可能是真实”。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的、甚至是震撼的信条，但是对于建设一个真正全面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不可缺的信条。
姜涛节译自《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ume II: The Science of Freedom（诠释启蒙运动二：自由的科学）》